五四运动爆发之前的1918年，那群后来成为领导五四运动的中心人物们，在创办了《新青年》之后，开始几期还是很寂寞的。这群猛士之中，被新文化运动健将的刘半农。在由他主编的1918年《新青年》四卷三号上，刊发了两封很著名的信：一是有一个叫王敬轩的有如阿Q式的旧学人物，写信对《新青年》及其主张大肆批判，在信中说：“贵报大倡文学革命之论，权舆于二卷之末，三卷又大放厥词，几于无册无之。四卷一号，更以白话行文，且用种种奇形怪状之钩挑以代圈点”等，网罗《新青年》的罪状。文笔老辣尖酸，读后亦能使读者产生一番快意。另一封信就是刘半农写的《复王敬轩书》。
在《复王敬轩书》中，刘半农以新文人形象出场，对王敬轩的信中内容一一驳斥，针锋相对。后人对《复王敬轩书》曾有“嬉笑怒骂，恢宏潇洒”之评语。本来，刘半农在当时文坛素以幽默、诙谐的文风，流利畅达、泼辣尖锐的语言受到人们的称誉。在这封信里，其风格表现得淋漓尽致。他高屋建瓴，条分缕析，切中要害，又旁征博引，行文从容自在，文采飞扬，于嬉笑怒骂中。将王敬轩代表的封建文化、封建思想和封建国粹派一伙人的谬论批判得体无完肤。在复信中，针对王敬轩提出的“且用种种奇形怪状之钩挑代以圈点”，刘半农起句即以“闲话少说。”回敬之，接着展开了自己的阐述：“句读之学，中国向来就有的；本来采用西式句读符号，是因为中国原有的符号不敷用，乐得把人家已造成的借来用用。”对王敬轩所论的“钩挑”是代圈点的说法予以讥讽：“知识如此鄙陋，记者惟请先生去读了三年外国书，再来同记者说话；如先生以为读外国书是‘工于媚外，惟强是从’，不愿下这个功夫；那么，先生!便到了你‘墓木拱矣’的时候，还是个不明白。”乐观自信、举重若轻又锋芒毕露。对王信中所提出的“能笃于旧学者，是能兼采新知”说法，刘半农答复了很著名、在当时也是很流行的话：“记者则以为处于现在的时代，非富于新知，具有远大眼光者，断断没有研究旧学的资格。否则弄得好些，也不过造就出几个‘抱残守缺’的学究来，犹如乡下老妈子，死抱了一件红大布的嫁时绵袄，说它是世界间最美的衣服，却没有见过绫罗锦缎的面；请问这等陋物，有何用处?”等等。因了这一期《新青年》的出版，新旧双方的旗帜鲜明化了，赞成王的，大有其人，而对《新青年》文学运动的划时代意义有清醒认识的人也多了起来。刘半农的这篇战斗檄文，为推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其实，这最初的“王敬轩”并非真有其人，而是同为新文化斗士的钱玄同饰演的。到了后来，却真有如“王敬轩”式的人物出现了，那就是林琴南，这位在晚清末年就翻译介绍过西洋文学的人物，以卫道与提倡古文的姿态出现，给当时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写了一封公开信，攻击《新青年》“废孔孟，铲常伦”等，他认为天下唯有真学术真道德，才能独树一帜，。当时蔡元培先生也以公开信分别予以驳之，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又一景观。
林语堂的幽默
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无论是在论述中倡导幽默，还是在创作中运用幽默，抑或是在生活中自然流露出幽默，林语堂先生都称得上是一流的幽默大师。
关于幽默，他说：“提幽默必先解放性灵；盖欲由性灵之解放，渐再参透义理，而幽默自然孕毓也。”“幽默是人生之一部分，所以，一国的文化到了相当的程度，必有幽默文学出现，人之智慧已启，对付多种问题之外，尚有余力从容出之，遂有幽默——或者一旦聪明起来，对人之智慧本身发生疑惑，处处发现人类的愚笨、矛盾、偏执、自大，幽默也就跟着出现。”“因为幽默只是一种从容不迫的态度。”
谈到自己作品中运用幽默文字时，林语堂认为：“如果我们的民权不取谛和限制，恐怕我永不能成为一个文学家，那严格的取谛逼令我另辟蹊径以发表思想而不致真叫天牌是天牌，白板是白板。我势不能不发展笔墨技巧和权衡事情的轻重，此即读者们所称为‘讽刺文学’者……”另外，他还讲过一句更为明白的话：“我在文学上的成功和发展我自己的风格，完全是国民党之赐……”在林语堂先生的作品中，幽默感表现得非常深刻，能使读者会意中而啼笑皆非，或读之而喷饭。在他的书斋中，曾悬挂一幅孔尚任《桃花扇》中主人公秦淮名妓李香君画像。为这幅画像，他题诗：
香君一个娘子，血染桃花扇子。
义气照耀千古，羞杀须眉男子。
香君一个娘子，性格是个蛮子。
悬在斋中壁上，叫我知所观止。
如今这个天下，谁复是个蛮子?
大家朝秦暮楚，成个什么样子。
当今这个天下，都是贩子骗子。
我思古代美人，不至出甚乱子。
这首诗，亦庄亦谐，寓意深刻。既讽刺了现代道学先生，又讴歌了古代巾帼英雄，令人于会心一笑中欣赏到林语堂的人品与文品。不能不承认，他将自己竭力提倡的幽默运用得十分得当，淋漓尽致。同样，在谈论关于人类进步和历史变迁的机构时，他的幽默表现得更为独到，令人忍俊不禁。他运用了以下公式：
“现实”减“梦想”等于“禽兽”
“现实”加“梦想”等于“心痛”(普通叫做“理想主义”)
“现实”加“幽默”等于“现实主义”(普通叫做“保守主义”)
“梦想”减“幽默”等于“执狂”
“梦想”加“幽默”等于“幻想”
“现实”加“梦想”加“幽默”等于“智慧”
所以，智慧或思想的最高类型，就是在现实的支持下，用好的幽默感把我们的梦想或理想主义调和起来。林语堂在文学创作实践中已将幽默运用得娴熟自如。同样，在日常生活中，他的幽默趣事更是不胜枚举。
还是在少年时代，林语堂的幽默天赋已表现出来，8岁那年，有一次评作文，老师批他的文章云：“大蛇过田陌”，意思是辞不达意。林语堂即对：“小蚓度沙漠”，在言自己即小蚓，在沙漠上爬动，追求学问。
生性顽皮的林语堂，有一次被大人关在屋外，不许他进去。他便从窗子扔石头进去，并大声叫着：“你们不让和乐(即林语堂)进来，石头替和乐进来了!”闹得大人哭笑不得。还有一次，林语堂与他最喜欢的二姐吵架，大发脾气，便躺在泥地里打滚，然后爬起来对二姐说：“好啦，不吵了，脏衣服在等着你洗哩!”
青年时代的林语堂，不但写文章大骂临时政府，而且同警察直接战斗。在一次混战中，林语堂的眉头被击中，血流不止，吓坏了家里人，这时他却转移方向，得意洋洋地说自己扔砖头的手法不错，这是小时候打水漂练就的本领。这段插曲使得心惊胆颤的家人在笑声中为他处理好伤口。
林语堂在现代文坛上，曾因提倡幽默，推崇闲适小品文大受各方的责难。对于攻击与谩骂，他总是泰然处之。他认为世上明理的人自然与之同情，所以用不着去谩骂、去讽刺，这样会伤肝火，却打不倒对方，因为你所要笑的只是对方的愚鲁，只需指出其愚鲁便罢了。这种情形，生活中的林语堂也经常遇见。在美国，一般美国人一见到黄色的脸就肯定他是个工人。有一次，林语堂要亲自送一份稿子给一位住在华尔道夫大饭店的编辑。家人在附近的餐馆里等了好久他才赶回来。问他，原来是看门的不让他走大门，说送货的要走后门，他也不解释，绕了一大圈子才见到那位编辑。
到了老年时代，林语堂的幽默艺术更是成熟老道。居住在台湾后，林语堂经常接受邀请，出席各种活动，但令他头痛的是听集会中冗长的讲演。有一次，他在一座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听了许多人的演讲，轮到他讲演时，他站起来道了一句：“绅士的讲演，应当是像女人的裙子，越短越好。”引起了听众的哄堂大笑。接着他又说：“一个人在世上，对学问的看法是这样的——幼时认为什么都不懂，大学时自认为什么都懂，毕业后才知道什么都不懂，中年又以为什么都懂，到了晚年，才觉悟一切。”
这样的幽默，还发生在巴西。林语堂在巴西期间曾应邀参加一次集会，当有人问他世界大同的理想生活是什么时，他大讲一通：“世界大同的理想生活，就是住在英国的乡村，屋子安装有美国的水电煤气等管子，有个中国厨子，有个一个日本太太，再有个法国的情妇。”使得这次集会达到高潮，很快，这个幽默与这次集会在世界各地遍传开来。
无论在艺术创造还是与人交往中，林语堂都表现出自己非凡的智慧。到了晚年，表现出来的却近乎是顽皮的幼儿心态。有一次，夫人廖凤翠说有一对夫妻生了“两个双胞胎”，林语堂先生马上纠正：“你不应说‘两个’双胞胎。双胞胎就意思两个。”夫人说：“当然，双胞胎是两个有什么错?”“你可以说一对两胞胎。”“一对不是两个是什么?”夫妻两人一直争论下去。像这样的争论最后总是以林语堂败阵而告一段落。
林语堂一生中最爱的运动是洗澡而且还有一个更特别的嗜好是爱洗脚，到了晚年也如此，每次散步回家，他总要先洗脚，当家人不以为然时，他便风趣地解释：“我的脚是世界上最清洁的，有谁的脚像我的一样清洁呢?罗斯福总统?希特勒?墨索里尼?没有人能和我比较。我不以为他们能像我一样一天要洗三四次。”
林语堂与夫人总会在一些细小的生活习惯上发生争论。夫人喜欢清整和规则，而林语堂总是顺乎自然，不拘小节。在刷牙与不刷牙上，夫妻俩曾发生辩论，林语堂认为刷不刷牙并不重要，他说：“我明天上牙医处去，让他来检验我的牙齿。今后我在5年内不碰牙刷，单用清水漱口。那时我再上同一的牙医处，看看我的牙齿是否变坏。”夫人辩他不过。只好又找理由：“现在看看你的牙齿，你知道你怎样吸烟，你的牙齿都变黑了。”林语堂说：“那我就请牙医生替我除污。”夫人只好失望地停止争论，任由他去。
林语堂的生活中离不开烟和茶。他整天里没有一时不抽烟，甚至是躺在床上也要吸，他写作时更是非抽不可。他说：“如果不抽烟，就不能写出好作品来。”有一次聚会，林语堂忘记带他的烟斗，整个过程中他都感到烦闷，双手空虚而懒散。还有一次他去一家百货商店，被禁止抽烟，从此，他宁愿去更远的商店，再也不去这家禁止抽烟的商店。林先生也曾有过一次戒烟的经历，但经过三个星期之后，他觉得自己受到了良心的责备，悔悟“前非”。于是他赌咒说：“再也不颓唐，不失检，要老老实实做吸烟的信徒，一直到老耄为止。”他做到了，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也紧握着那个特具魅力的烟斗。林语堂爱喝茶，他每天醒来，必先喝茶。同样，没有茶，他也不能写作。喝茶要喝热茶，若是茶煮的不热，他会忿忿地让拿走重新烧一次。
晚年的林语堂与所有老年人一样，特别喜欢和小孩接近，他说：“人生在世，年事越长，心思计虑越繁，反乎自然的行为越多，而脸皮越厚，比起小孩子，总是少了一个什么说不出的东西，少了个‘×’。我想还是留点温情吧。大人不要失其赤子之心，应该留点温情，使心窝中有个暖处。不然，此心一放，收不回来，就成牛山濯濯老奸巨滑了。”平时，林语堂总是不好意思和小孩子攀谈。有一次他到一家文具店，看店的是一位十三岁的小孩子，他一说错话脸就红起来，林语堂便会多买一些家里已有的东西，因为他认为脸红的小孩子不会说谎。
在林语堂的心中，有四个女性受着他的崇敬与爱戴，一个是中国女词人李清照。他欣赏李及其夫君赵明诚一起读书的情景，欣赏他们典当衣物，买回碑文，夫妻相对，欣赏碑贴或是校经典籍：“你想，这是如何雅致，如何得了的读书真味”；第二个是他理想中的女人《浮生六记》中的芸娘。他爱她能与沈复促膝畅谈书画，爱她的憨性，爱她的美，《京华烟云》中的姚木兰，在许多方面很像芸娘。第三个受林语堂崇拜的即前文中提到的秦淮名妓李香君；最后一个让他喜欢的女性是《红楼梦》里练达有为的探春。而大观园里的男男女女中，他最不喜欢的是妙玉，他认为妙玉是“一个色情狂的小尼姑!”他还说“这个风流小尼姑，耐不得寂寞，”“最后被强徒劫去，不会不从，因为她内心燃烧着一团火，找不到发泄的机会。”
理想之中林语堂有自己的女性，而在现实生活中，他对自己的婚姻也非常满意，他认为自己与妻子是很相称的搭挡。“在婚姻里寻觅浪漫情趣的人会永远失望，”他认为无意中可以得到浪漫情趣而专心的伴侣。他常对朋友说：“我像个轻气球，要不是凤(夫人廖翠凤——作者按)拉住，我不知道要飘到哪里去”林夫人也会自豪地和声：“要不是我拉住他，他不知道要飘到哪里去!”
林语堂一生总是以艺术幽默与生活幽默的方式淋漓尽致地表现着自己。
人到老年，总会从自己的经历中悟出些人生真谛。对于生活，林语堂有着自己的见解“生活的享受在于一种态度，物质本身没有什么意思，要能够享受才有意思。人可以借酒浇愁，也可以饮酒而感到飘飘然。一个人可以愤世嫉俗，以此为乐，也可以玩世不恭，也可以多愁善感，这些都是主观的态度，用什么角度观人生，是个人的选择。但是聪明的人不要养成只有一种人生观，久而久之，不易改变。”谈到人生观，林语堂说：“我认为合理的精神是人类文化的最高理想，而合情理的人也就是最有教养的人。一个合情理的改革家并不是一把新扫帚，把整个宇宙扫得一尘不染，却总宁愿留下一点尘垢。一个合情理的戒酒者，偶尔也喝一两杯。一个合情理的素食者，也总可以偶尔尝一下鲜嫩的牛排。如果一个人发现了伟大的科学真理，但却失去了人性，又有何益呢?
“人性化的思想就是合情理的思想。专讲逻辑的人永远自以为是，因为不合情理，自然就不对了。合情理的人却非常疑惑自己是错了，那就永远是对的。”
“亦耶亦孔”、“半东半西”的林语堂先生，在晚年曾一再诵读：“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他认为这是通过早秋精神的赞美来还原人生的真谛。
“自然韵律有一道法则，由童年到衰老和死亡，一直支配我们的身体。优雅的老化含有一份美感。”曾经“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林语堂在为社会留下一个幽默的论题以及幽默的人生经验后，风趣地告诉人们：“我回顾一生，觉得此生无论是成是败，我都有权休息，悠哉游哉过日子，享受儿孙绕膝的快乐，享受人生的最高福佑的天伦之乐。”
难怪在林语堂去世之后，台湾《联合报》的社论中这样评价他：“世皆称他为‘幽默大师’；其实他所谓幽默，可意会而不可言传，尝举释迦、基督、孔孟老庄之言来阐释幽默的精义是：‘我们人都是有罪的，但我们也都是可以被宽恕的。’这种谦逊而又宽谅的爱心，正有古仁人君子光风霁月的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