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早就从《西北大学报》上《紫藤园夜话》专栏中零零散散地拜读过千里青教授的作品，印象较深。尤其是记述一些具有历史影响或社会影响的人物诸如《毛泽东和他的老师黎锦熙》、《毛泽东诗赠罗章龙》、《刘端棻与霍力攻》、《田汉在西大》等等篇什，让我生发出许多感慨，对于这些人，从千里青教授的文章中我了解到了无论是他们的正传或是别记中很难见到的一面，也从中悟出许多为文为人的道理。最近，得以读完已结集成册的分为“人物”、“纪事”、“言论”三个单元的《紫藤园夜话》一书，更是产生许多想法，一吐为快。
　　
　　关于散文，最近几年，随着各种思潮与名词的泛滥，折腾出不少新花样来，名称、封号也多了起来，有什么“文化散文”、“文学散文”、“作家散文”、“学者散文”等等。有些作者也随之为自己的作品寻求一顶合适的桂冠戴上，但往往事与愿违。前不久有位创作散文多年的作者，也不知是自己的主意，还是那些爱创“新意”的评论家，硬是为他的作品戴上一顶“文化散文”的帽子。不知是抬举这位作者，还是饱含讽刺。反正我是没有发现这位作者的文章中有多少“文化”两字的“特殊”含义（如果有“特殊”的话）。
　　
　　对于目前关于散文的一些怪现象，山东作家刘玉堂在其《玉堂闲话》“代跋”中讲得好：“倒是那些半吊子、半瓶子醋，在那里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他甚至不能完整地叙述一件事情的始末，表达一个他真正想表达的意思，还玩花样儿呢！那怎么看得懂？”“我发现越是有学问的人，他们的文章越大众化，越好读。”近日，在一篇名为《双雄会》文中，见到“又听朋友讲‘大散文口号是贾平凹首倡的，大散文作品是余秋雨首创的’”这样的语句，有些意思，不知作者如何解释，以我之见，这位作者定是认为贾、余两位先生对“大散文”概念的认识是统一的。其实不然，我倒是觉得这二位对“大散文”的认识是完全不同的。贾平凹的“大散文”提法体现在体裁、题材的“包容”上，而余秋雨的“大散文”是评论家依己之愿加封的（也许余先生也赞同这种封赏），它是由开始加封在余先生头上的“文化散文”逐次升级的。贾平凹提倡大散文，《美文》杂志已建成效；余秋雨创作大散文，笔者因才疏学浅，还无法领会其中真谛。我曾在收藏的《文化苦旅》扉页上题写了：“天凉心静，正是读书为文的大好时日，岂奈夜来不知何因又一次闹起肚子，与上次相同，苦不堪言。余秋雨先生文章爽心，《文化苦旅》能见其功力，购回尚未拜读，实乃忙乎而不乐乎之故。”可见我是看重外界对余文的评价了。
　　
　　后来在仅拜读的几篇余文之中仅记住了诸如“这里没有重复，真正的欢乐从不重复。”式的句子。别的看过也就看了，我没有重复去看，也就记不得什么，与首创“大散文”作品的余先生的进一步沟通也就无缘了。
　　
　　偶读2000年第9期《咬文嚼字》，上有关于余秋雨《文化苦旅》中《风雨天阁》和《柳侯祠》的文章，为余先生纠谬。其一是“与荡钦很要好的书法大师丰坊也是一个藏书家，他的字毫元疑问要比范钦写得好……他在其它不少方面的学问也超过范钦，例如他的专著《五经世学》就未必是范钦写得出来的。”纠缪者认为，余秋雨即未看过丰坊写的所谓“四经”，还为丰溢美“一经”，而将其归总为《五经世学》。其二是余秋雨将柳侯祠内的韩愈著文写柳宗元事迹，后由苏轼书写而刻碑的《荔子碑》误为是柳宗元的手迹。此二例，是一个被誉为“文化散文”与“大散文”作品的首创者不应该犯的过失。余先生的学养可见一斑。
　　
　　插入这段文字，好像冲淡了我作文的本意，回归《紫藤园夜话》，我不能不说，贾平凹是高明的，他提倡的“大散文”，无论作文或是办刊，不但自己身体力行，他的老师——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千里青也呐喊助威，以己之能创作大散文。在《夜话》中，或写人、或纪事、或言论，为我们勾勒出一幕幕、一幅幅岁月沧桑、历史变迁的景观，抒发着理想与现实、道德与文化、个体与共体之间生发的人文情怀。记得张中行老在谈到所著《负暄琐话》时讲到自己用意是记可传之人、可成之事和可念之情，“是当作诗和史写的。”我以为千里青教授的《夜话》也是如此，他的文章虽不及张中行老所写的内容广博，但对于有着85年历史的西大所培养的人才来讲，《夜话》堪称是一部内容丰富、情味深长的“西大野史”。千里青教授的创作实践，也为学者从事写作提供了一条新思路，会得到公论的。我充满信心。